勾勒智慧治水新图景 走出“水困”还待市场之手

治理水污染正在成为“重头戏”。毕竟“到2020年，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70%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的目标，已被列入“铁任务”。

　　
　　勾勒智慧治水新图景 走出“水困”危局尚可期
　　
　　水安全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古人云，善治国者，必重水利。然今日之“治”已不同古时。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今天，打赢水安全保卫战，必须重新审视人水关系，从治水、用水到惜水、亲水，实现人水共生。
　　
　　部长眼中严峻的水环境
　　
　　中国的环境污染有多严重？每个人都能说出三两句不同的担忧和愤怒，其中以雾霾被民众普遍关注。但雾霾仅是中国不健康的环境问题中的冰山一角，水污染比起空气污染，说它“有过之而无不及”毫不夸张。
　　
　　如同陈吉宁部长在讲话中指出，全国地表水特别差和特别好的水体都在减少，城市黑臭水体大量存在。海河、黄河、辽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高达106%、82%、76%，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水资源开发生态警戒线（40%）。
　　
　　住房城乡建设部和环保部联合公布的全国城市黑臭水体排查结果显示，全国295座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共排查出218座城市的黑臭水体1861个。其中，河流1595条，占85.7%；湖、塘266个，占14.3%。
　　
　　既然问题这么严重，政府和水务企业的努力去哪里了？答案是，政府水务企业一直都在奋力而为。
　　
　　自2002年以来，我国城镇污水处理厂的数量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并先后进行了3次提标改造。目前数量达到2002年的13倍，处理能力达到2002年的4倍以上，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02年的30%左右提高到约90%。截至2015年底，城镇污水的日处理能力达到1.82亿吨，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大的国家之一。
　　
　　定期公布江河流域水质状况
　　
　　水资源污染对人民群众健康与安全的危害和影响，比空气污染的影响要严重和深远得多。”全国人大代表杨亚达建议，政府要定期公布我国江河流域主要地段水质状况。
　　
　　自“九五”以来，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部分河段水质状况已有所改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水环境问题比较复杂，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解决水环境问题需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尤其是重点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工作进展还比较缓慢。因此她建议，完善针对江河流域主要地段的全国统一的水质状况定期监测和公布体系，倒逼各流域支流的水污染防治的工作提率。
　　
　　杨亚达进而指出，“当前江河流域各地发布水质状况信息时，所使用的指标体系复杂多样且尚未实现全国统一，让社会公众对水质状况的真实情况缺乏直观的认识，从而影响到老百姓的知情权。”
　　
　　她认为，针对江河流域主要地段的全国统一的水质状况定期监测和公布体系应该包括统一的水质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常态化的江河流域水质状况监测评价和信息公布制度，以及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流域污染治理问责机制，并且通过可靠有效的水质状况信息披露渠道，鼓励公众参与。
　　
　　摆脱“九龙治水”困境
　　
　　而与很多久治难治的问题类似，除少数国家大型项目，中国河流治理总是难以摆脱“九龙治水”的困局。而相互区隔的区域治理，以地方自身出发的治理方式更是加剧了治理难度，淮河治理的持续困难某种程度上亦源于此。但河流的特殊性清晰地呈现于诸如大坝建设等诸多方面，上下游、分支流不同区域因为流域而无形中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对于河流的保护需要上至产业布局下至水能开发利用的通盘考虑，相互协调。
　　
　　目前，贵州广西成立的跨省（区）河流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已开创国内流域协作先河。如何进一步推广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在已有机制上形成更为有效的保护模式是有待纵深探讨的问题。但必须看到，流域治理关系到不同地区的共同利益，这样的治理未必需要设立特定的机构，它取决于对共同命运和资源保护紧迫性的切身认识。
　　
　　同时，治水犹如治病，首先要改变的是发展观念。经济与社会发展必须协调，生存是的，生命才是根本，切勿本末倒置。“和谐社会”的内涵，其根本就是要落实“以人为本”。因此，眼下“治水”还应主要抓两个方面，一是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特别是本地水源、客水水源一起管，清水、污水一起管。二是加大执法力度，让全民意识到污染环境就是对人类的犯罪。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除利用行政手段外，有效、根本的办法还是要靠市场机制来解决。即在现实条件下建立水权市场。水的使用权是有偿的并由价格来体现。水价组成除资源费、生产成本外，还应包括环境水价，以体现“谁污染、谁治理”的市场原则。水权的定价受需水、供水和水资源总量影响，需要不断地调整和变动。通过价格杠杆以达到水资源的生产和供给的动态平衡。
　　
　　（本文综合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长江日报、人民日报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