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降雨后城市“水上漂” 纾解内涝到底有多难

　　强降雨后城市“水上漂” 纾解内涝到底有多难
　　
　　近段时间，湖北、安徽、江苏、贵州、重庆、云南等多地遭遇洪灾。各级各部门迅即行动，广大干部群众互帮互助，防汛抗洪工作扎实有效推进，将损失降到低。不过，受江河湖库水位暴涨和排水系统不畅等因素影响，一些城市依然内涝严重。

　　
　　据报道，武汉渍涝严重，全城百余处被淹，交通瘫痪，部分地区电力、通讯中断;重庆主城区部分道路积水，造成不少车辆熄火抛锚;广州遭遇大暴雨后，面对小汽车被淹、个别地铁站进水等情况，一些市民吐槽声不断。
　　
　　到城市“看海”、在窗口捞鱼、在街道行船……几乎每次强降雨后，都会出现部分城市“水上漂”的新闻，甚至一些“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后仍“涛声依旧”。顽疾何以久治难愈？这固然与一些地区极端天气常态化、汛期降雨时间长雨量大等自然因素有关，也与城市开发、土地利用方式不合理，土地透水面积缩小，蓄、滞、渗水能力减弱等城建因素有关，还存在投入不足、规划不优、应急不力等人为因素。
　　
　　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相比，埋在地下的排水系统并不显眼，要舍得投入巨资建设寻常人“看不见”的地下管线，无疑需要多种施策手段。一些城市没有严格按照规划建设，在“满城挖”的同时不断产生新的内涝隐患。
　　
　　下水道如何运作
　　
　　在众多业内人士看来，内涝无法避免的一个原因是，城市的排水系统难以应对突降的暴雨。先来看下城市的排水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城市排水管网跟据道路的分布和走向进行铺设，终和城市的江河湖泊相连接。为了提高排水速度和效率，在靠近江边或者河边地方会设有泵站，雨水通过泵站被导入江河。
　　
　　一问起哪个城市不会被淹，哪个城市的排水系统更好，拥有德国人设计的排水系统的青岛一直是处在鄙视链的顶端。但实际上，由德国人设计的排水系统位于当时青岛的德国租界区，仅仅是全市排水系统的一小部分。
　　
　　要是全都造成地下宫殿那种的确很好，但花费的成本也更高——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城市下水道。要设计城市下水道，首先要推算降水在一定（汇水）区域内产生的流量，再根据流量、流速来设计管径大小和分布。简单地说，管道怎么设计，要看天上下多少雨，地上流多少水。中国的城市在降水、地形、城市用地情况各方面都有不同，更不用说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地段情况也不一样。仅仅用排水管网的密度、管径大小去比较两个城市的排水管道设计的优劣和防涝能力的高低，并不公平。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法比较城市排水系统的优劣。让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比较的标准是：这个城市的排水管网能够应对多少年的暴雨重现期。暴雨重现期是一个频率意义上的词，它表示某个强度的暴雨发生的频率，在几年内出现的一次的可能性，并不是指几年之前就一定发生过这样暴雨。换个你也许更熟悉的词，就是“X年一遇”。在中国住建部2014年新版的《室外排水设计规范》中就明确规定，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防涝能力应该达到3到5年暴雨重现期。
　　
　　暴雨不光需要良心
　　
　　而事实上，直面危机光有“良心”和口号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以理性的思维和方法着手解决当下的问题。有些地方发生暴雨后，城市管理者常以类似“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的话语形容暴雨的强烈，这些描述或许有其概率学上的依据，但是对普通城市居民来说，不管是多少年一遇的大雨，遇上了就是遇上了，就不得不举家应对。而且，随着公众对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要求的提升，人们对暴雨造成危害的容忍度在下降。
　　
　　内涝会在长时间内困扰中国的许多城市，这是我们理解和应对内涝问题所必须接受的基本事实。但在一些令人羡慕的国际大都市，同样也有内涝的尴尬。6月，持续降雨致使法国巴黎发生严重内涝——部分城市道路路段和地铁站关闭，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闭馆，卢瓦雷省和巴黎大区共有1.9万户家庭因洪涝影响而断电。我们知道，巴黎以先进的下水道系统著称，发生如此严重的内涝，难道仅仅因为巴黎的“良心”出了问题？
　　
　　内涝不仅考验人们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也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检验，而下水道只是抵御自然灾害的道防线。国内一些城市老城区的排水标准的确存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历史因素，解决起来也有现实的难度——显然不能推倒所有老城区的房屋（包括珍贵的历史建筑）然后掘地三尺重新埋置下水道。与其埋怨老城区“不给力”的下水系统，不如重点关注城市新区的下水道建设，让经验和教训真正地促进发展。
　　
　　在当前的技术条件和现实情况下，城市内涝问题不可能彻底解决，可以说它是定时爆发的城市慢性病之一。正确认识内涝的特点，建立起有效的灾难应对机制，才能让这种城市病的损失减少到低程度。
　　
　　亟待专门立法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依法治理进程，我国依法治水的进程比较缓慢，且口号喊得响而落实效果不尽如人意。上世纪80年代才诞生了部水法，防洪法1998年才颁布实施。相关水利法律法规原则性太强，可操作性弱。至于防治城市内涝问题更是无法可依，“城市型水灾害”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更遑论城市水灾的立法。
　　
　　1990年施行的城市规划法，只在第15条、第25条简单规定：“编制城市规划应当符合城市防洪、防泥石流等要求”、“城市新区开发应当具备水资源、防灾等建设条件”。2002年修订的水法，只在第65条规定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由县级以上水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等，该规定仅适用于河道范围的城区。2009年修订的防洪法，仅在第10条规定城市防洪规划要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但基本将城市防洪排除防洪之外，只关注横向的河流湖泊，未关注纵向的暴雨灾害。1994年实施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没有明确规定房地产领域的治水。
　　
　　早在19世纪中期，不少西方国家就为排水系统建设立法规定高标准，我国青岛老城区的排水系统就是早年德国人规划建设，经受住了无数次大暴雨考验。为治理城市内涝问题，美国不少州都立法规定新城区的建设强制实行“就地滞洪蓄水”，并在程序上规定了详细的应对灾害预案、详尽的工作分工和问责措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城市为何就不能为下水道立一部法呢？这些年来，依法治水的口号喊得不可谓不响亮，贴得标语也不可谓不多，但是喊再多的口号贴再多的标语，还是不如扎扎实实地加快治水的立法工作，从为下水道立一部法开始，让依法治水真正从口号落实到接地气的制度。
　　
　　（参考资料：新浪新闻、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证券日报）